华人移民讲述在北欧的幸福生活

来源:新华网 2014-07-09 15:23: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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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将从几位在北欧诸国生活多年的中国人的视角,来揭开欧洲这些被称为“幸福国家”背后的秘密。

1846年,安徒生发表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,中国文学界评价此童话“反映了丹麦深刻的社会矛盾。”这则童话发表100多年后,那个因为诞生了安徒生而被称作“童话王国”的丹麦,被评选为世界上“最幸福国家”。记者试着从几位在北欧诸国生活多年的中国人的视角,来揭开这些“幸福国家”背后的秘密。

秩序:排队做手术的首相

两个月后,终于轮到首相做手术,但出访秘鲁的时间已经错过了。只要回到中国,移民瑞典哥德堡20多年的赵福卿总会面对亲朋好友的追问:你们到底幸福到什么程度?

这时,赵福卿总会讲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:一位瑞典医生为了让一个抑郁症患者多晒太阳,开出这样一张药方———出国度假两周,费用政府报销。于是,亲朋好友再问:出国度假,那不是特权阶层,或是富人才享有的权利吗?

赵福卿不理解什么叫“特权阶层”。因为在瑞典、丹麦这些北欧国家公民的观念里,“特权”这个词是不存在的。

赵福卿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情是,当年瑞典首相去秘鲁出访之前,突然发现自己腿不舒服,检查后发现要做手术。首相向医院申请做手术。但瑞典法律规定,一个医生每天只能看6个病人,于是首相的手术时间被推迟了下来。两个月后,终于轮到首相做手术,但出访秘鲁的时间已经错过了。赵福卿至今感叹,一个首相都不能享有提前做手术的特权,这个国家的秩序,会是何等严谨。

赵福卿在乘坐电车时,曾多次碰到过哥德堡市长,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坐在车厢里。对市政府决策有意见的乘客,可以直接过去叫着他的名字给他提意见,而市长在这种时候,是要谦虚认真地听取意见,“因为他知道自己必须服务好人民。”

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先生在《一篇迟到的“考察纪要”》中写道,“(瑞典)法律曾经明确规定,除国王以外,任何人包括首相在内,外出时都不能配带警卫。”

专门从事北欧社会政策研究的山东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葛忠明,曾多次去瑞典考察,他见到过首相和国王,但“他们都没有浩荡车队,没有。”

丹麦新任驻华大使裴德盛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“丹麦没有腐败根源于法治社会。”

在葛忠明教授看来,法治社会不是简单的有很多立法的社会,“问题的关键是对法律的态度:是可以操作的,还是只能信仰和遵守的?”

“腐败绝不单单是法律的问题,而是权力问题。”葛忠明教授说,权大于法是问题的根本所在,“当权力和资本勾结的时候,法律往往是很软弱的。”

而丹麦和瑞典皇室的特权,张倩认为还不如一个普通居民家,“普通居民家可以弄个围栏,不打招呼不能进,但皇室连个护栏都没有。”

丹麦皇宫是四栋灰褐色哥特式建筑,外观朴素,民众与车辆可自由穿梭在四栋小楼之间。“丹麦皇室没有隐私,小王子寝宫下面甚至是展览室。”张倩没事会上网查阅丹麦皇室主要成员的预算,包括女王及其夫、王子、王妃,明细一清二楚。

“丹麦皇室肩负吸引游客的任务,这是国家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。”在丹麦兼职做导游的张倩说。

税收:央行行长一半收入拿来缴税

“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把贫富差距‘拉平’的政策,因此一些弊端在所难免。”赵福卿说,那些高收入的精英群体并不喜欢这种高税收模式。

“不奢望自己能取得大成就,不用担心会穷困潦倒;没有什么能让人兴奋,也没有什么会令人愁苦。”张倩总结这些年自己混在北欧的状态。

这两年,尽管遭遇全球性经济危机,但北欧四国并没有改变“高收入、高税收、高福利”的特点,仍是很多人的移民首选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,广西人卢志刚转道越南来到瑞典,在哥德堡呆了30多年。今年12月初,他回国探亲旅游,行程包括上海、广东、北京、广西等。

他现在是一个闲人,过去30年连续不断交税,他已经可以让政府养着过晚年了。

无论是瑞典的卢志刚还是丹麦的张倩,都认为高福利的社会,来自于高税收。“税收像调节器,把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,通过财富二次分配做到最大可能的平衡。”卢志刚说。

在哥德堡,北京人赵福卿所开饭店的税率是20%;工人按照台阶式交税,年收入100万,得交80万左右的税;丹麦工薪阶层的最低税率为38%,张倩如果收入2万克朗,拿到手的只有一万三左右;而一条标价500块钱的牛仔裤,政府要从中抽走100块……

杨启先总结过这种分配制度:在初次分配中始终坚持效率优先原则,劳动多、贡献大的多得。但在社会财富再分配中要进行合理调节,以做到最终分配的差距不致过大。

张倩拿一组数据论证,芬兰银行(中央银行)的数据显示,央行行长月收入大约在15000欧元,需缴所得税50%;部门负责人的月收入约7000欧元,刚毕业进入银行从事研究工作的职员月收入2500欧元,银行内的清洁工、保安人员的月收入大致2000欧元。

比较起来,税前最高收入是最低收入的7倍多,但税后只有3倍左右。在北欧四国,通过税收这种强有力的再分配手段,使各国形成以中等收入者为主体的社会结构,中等收入者占到总人口的80%-85%。

“政府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比一般职工的工资,税前差距可能达四五倍,但税后往往只有两三倍。”赵福卿说,瑞典的收入差距很小。而《2002人类发展指数》中,作为衡量收入分配差异和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,北欧诸国均排在前列,如挪威0.258,瑞典0.250,芬兰0.256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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